“德隆系为什么灭亡”,这个问题,圈内很多人都问过。说实话,当年那场风波,影响太大了,很多人都以为是某个具体的政策或者某个高管的失误导致的,但我觉得,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从我接触到的不少案例来看,很多看起来庞大的体系,最终崩塌,往往不是因为一两个环节出了问题,而是系统性的、深层次的矛盾积累。
想当年,德隆系那真是风光无限。从新疆起家,几年时间就能在中国资本市场呼风唤雨,操纵几十家上市公司,那阵势,可以说是一代人的记忆。很多人当时觉得,他们是抓住了时代的机会,而且手段高明。我接触过一些当年和德隆有过业务往来或者研究过德隆的人,他们的说法不尽相同,但普遍认为,德隆系之所以能迅速崛起,确实抓住了中国经济转型初期的很多“缝隙”。比如,早期很多优质资产估值偏低,通过金融工具进行整合,能够迅速放大价值。再比如,当时资本市场的一些规则还在完善中,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很高,这给了他们一些操作空间。
但凡事都有两面性。这种“缝隙”式的增长,往往建立在对规则的边缘试探,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规避之上。我记得有一次,跟一个老前辈聊起当年的事,他开玩笑说,“德隆不是倒在实力上,是倒在‘名声’上”。这句话挺有意思的,虽然有点笼统,但确实触及到一些核心。当一个体系的运作,开始让监管层、市场参与者产生普遍的、难以消弭的疑虑时,就已经埋下了隐患。
而且,德隆系的扩张速度,说实话,是有些“惊人”的。这种扩张,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和持续的盈利能力。一旦哪个环节出现问题,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就很大。我见过一些企业,扩张太快,内部管理跟不上,风险控制形同虚设,最后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资金缺口,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,整个体系就崩了。
德隆系zuida的特点,就是它对金融工具的熟练运用,尤其是在实业和资本市场之间的“穿梭”。他们通过股权质押、信贷融资、发债等等一系列操作,将实业的资产价值在资本市场不断放大,再用放大的资本去整合更多的实业。这套模式,在理论上是可行的,也确实能带来很高的回报。我记得有一次,我们公司在做一项并购,涉及到类似的金融结构设计,当时就分析了德隆的一些公开信息(当然,那时候还能看到一些),发现他们对融资工具的组合运用,确实是“炉火纯青”的。
但是,这种“金融整合”的弊端也很明显。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,比如利率上升,或者股权价值出现下跌,这种高度依赖杠杆的模式,就变得非常脆弱。我亲身经历过一些企业,因为过度依赖短期融资来支持长期项目,一旦短期融资渠道收紧,或者项目进展不如预期,资金链就会立刻面临危机。德隆系当年,也是靠着这种模式,才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庞大的“帝国”。
另一个关键点,是“风险对冲”的问题。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,或者说一个稳健的企业,需要有足够的风险对冲机制。但德隆系在高速扩张的过程中,是否真正做到了有效的风险对冲,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。我们知道,越是激进的扩张,越需要精细化的风险管理。我接触的一些金融机构,在做类似的业务时,会对每个项目进行非常细致的风险评估,并设计多重风险缓释措施。而德隆系,我感觉上,他们可能更侧重于“规模效应”和“速度”,而对风险的“深度”和“广度”的考量,或许没有达到同等水平。
更重要的,我认为是“主营业务”的支撑。金融工具再厉害,最终还是要靠实体产业的盈利来支撑。如果其控股的那些上市公司,主营业务本身并不强劲,或者盈利能力不稳定,那么整个体系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城堡,看起来宏伟,但一遇到风浪,就容易被冲垮。我见过不少企业,尤其是民营企业,起初确实是靠某个主业做起来的,但后来过度迷恋资本运作,反而忽视了主业的深耕和创新,结果本末倒置。
当然,不能不提监管。当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,监管的力度和完善程度,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。随着市场的发展和一些乱象的出现,监管必然会加强。而德隆系当年的很多操作,在当时的背景下或许处于灰色地带,但随着规则的日益清晰和透明,这些操作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。我记得当时不少媒体都在讨论,监管部门在逐步收紧对“关联交易”、“股权代持”等方面的管理。这对于德隆这种高度依赖复杂股权结构的体系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。
市场环境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经济周期、行业发展趋势、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等等,都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运作。当市场从“增量市场”转向“存量博弈”,或者从“普涨行情”转为“结构性分化”时,那些过度依赖杠杆和概念炒作的模式,就很难维持。我记得我接触过一家公司,当年也玩得很转,但是后来市场风向一变,原来的“故事”就不灵了,资金一下子就抽走了,最后也是元气大伤。
而且,德隆系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,其内部的协调和沟通,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随着规模的扩大,信息传递的失真、决策效率的下降,都是难以避免的问题。我曾经参与过一个集团层面的整合项目,光是协调不同子公司之间的利益诉求,就耗费了大量精力。可以想象,德隆系这种体量,内部的协同难度有多大。
在我看来,德隆系“灭亡”的根本原因,或者说最核心的症结,还是在于“资本运作”和“实业经营”之间的边界模糊,甚至可以说是颠倒了主次。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,最终还是要体现在它能否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,能否在市场中实现可持续的盈利。而资本运作,应该是为实业服务,是放大和支撑实业的工具,而不是反过来,让实业去服务于资本运作,甚至成为资本运作的“注脚”。
德隆系当年,很多操作都给人一种“金融游戏”的感觉。通过一系列的股权腾挪和财务安排,制造出一种“价值增长”的假象,但这种价值增长,是否真正来自于实体经济的提升,这值得商榷。我接触过一些实业家,他们对资本运作的态度非常谨慎,认为做实业最重要是“把根扎深”,把产品做好,把技术练好。而一旦过于追求金融层面的“游戏”,反而容易失去方向。
另外,一个体系的“生命力”不仅在于它能创造多少价值,更在于它能否自我更新和适应变化。我记得当年有一些德隆系的公司,在被重组或者被接管后,依然能够生存和发展,这说明其内部可能还有一些好的资产和业务。但整个“德隆系”的模式,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,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。
所以,当人们问“德隆系为什么灭亡”时,我总是觉得,这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原因”可以解释的。它是时代背景、市场规律、企业战略、内部管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它的兴衰,也给后来的企业,特别是那些希望通过资本运作实现快速扩张的企业,留下了深刻的教训。做企业,终究还是要回归到“价值创造”的本质上,否则,再宏伟的“金融帝国”,也可能只是镜花水月。